作者：徐俪成在传统语境中，才子“佳人”一般用于奖饰富有文学才调之人，从政才到朝义又为文学攻讦家所常用，文才魏晋曾经成为中国文学攻讦的南北一个主要领域。在大都环境下，确立“佳人”之“才”均作“文才”理解，才子鲁迅将明代情面小说分出“佳人才子”一类，从政才到朝义并指出此中“所谓才者，文才魏晋惟在能诗”，南北就是确立典型的例子。可是才子“佳人”一词最早呈现时，“才”却并非专指“文才”。从政才到朝义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载高阳氏和高辛氏各有“佳人八人”，文才魏晋合称“八元八恺”，南北是确立传世文献中“佳人”观点的最早用例。《左传》中“八元八恺”的“才”并非在文学方面，而是体现为“齐圣广渊，明允笃诚”“忠肃共懿，宣慈惠和”的德性与政才。此外，根据杜预注，这里的“子”也不是须眉的通称，而是“苗裔”之意。联合上下文，《左传》中“佳人”之义可以理解为“某家族中具备德性之才的苗裔”，与后世“佳人”的义涵有较年夜不同。在汉代，人物品鉴中多见“佳人”的称号，其寄义基本与《左传》不异，如《后汉书·荀淑传》载东汉末年苑康“认为昔高阳氏有佳人八人，今荀氏亦有八子，故改其里曰高阳里”，此中“佳人”即语出《左传》，指荀氏家族中有凸起道德与政才的后辈。那么，从何时最先，“佳人”与《左传》中的原义离开了关系呢？这最早可追溯到西晋潘岳的《西征赋》。潘岳作《西征赋》述行怀古，历数西汉名臣，此中出格举出“终童山东之英妙，贾生洛阳之佳人。”贾谊身世甚微，门第无闻，不切合“世家后辈”的前提，此处将贾谊称为“佳人”，显然与《左传》中的意思有所区别。那么潘岳称贾谊为“佳人”毕竟何意？《西征赋》原文将贾谊与“终童山东之英妙”并称，“终童”出自《汉书·终军传》“军死时年二十余，故世谓之‘终童’”，是针对终军之幼年而言，正与《史记·屈原贾生传记》所载贾谊为博士时“年二十余，最为少”造成照应。东华文章常将终军、贾谊并称，喻指少年英才，如曹植《求自试表》中“昔贾谊弱冠求试属国……终军以妙年使越”，行将终、贾并举，夸大年青无为。《晋书·潘岳传》载：“岳少以才颖见称，乡邑号为奇童，谓终、贾之俦也。”可见潘岳本身也曾因幼年有才被比作终、贾，他对终、贾并称背地的文明意义天然再认识不外。是以，《西征赋》中的“佳人”之“子”不再是《左传》中的“苗裔”之义，而是与“英妙”绝对，取“妙”与“子”配合含有的“幼小”义，重点在夸大两人幼年成名。《西征赋》是潘岳的代表作，在梁代被支出《文选》，对六朝文坛影响不小。如《梁书·傅昭传》中虞通之写诗奖饰傅昭年青无为，有“英妙擅山东，佳人倾洛阳”之句，就用了《西征赋》中的语典。不外，《西征赋》中“佳人”的用法并未完全离开政才的领域，更非偏指文才，真正使“佳人”义涵转向“文才”的要害，是《西征赋》将“佳人”与“贾谊”绑定的做法。在汉代，贾谊的抽象以“贤臣”为主，除了扬雄曾夸大其辞赋成绩之外，人们重要存眷他的学识和能力，如刘向以为贾谊“灵通国体，虽古之伊、管未能远过也”，曹丕也以为贾谊“持贤臣之器，管、晏之姿”。到了南朝当前，贾谊则越来越多地被看成出名文人来对待，他的“才”也越来越多地被指向文才。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说：“贾谊才颖，陵轶飞兔，议惬而赋清，岂虚至哉”，任昉《齐司空曲江公行状》夸赞萧遥欣“藻斫赡逸，蔚为词宗，延贾谊而升堂，携相如而入室”，提到贾谊时，均将他看成西汉辞赋之士的代表人物，夸大其“文才”。在如许的语境下，用以描述贾谊的“佳人”之“才”，也最先指向“文才”。《梁书·刘孺传》载刘孺侍宴梁武帝，因酒醉赋诗未成，武帝赠诗曰：“张率西北美，刘孺洛阳才。揽笔便应就，何事久迟回？”梁武帝以“洛阳才”评估刘孺的诗才，显然是用了“贾生洛阳之佳人”的典故。又如萧子显《自序》说本身在梁武帝重九宴会上赋诗，“诗既成，又降帝旨曰：‘堪称佳人。’余退谓人曰：‘……遂方贾谊奈何哉？未易当也。’”梁武帝在浏览萧子显诗作后将之誉为“佳人”，萧子显马上理解到这是将本身比作擅长文学的贾谊，而非以品德见长的“八元八恺”，尤其显示出“佳人”之“才”由政才向文才的改变，在梁朝曾经深切人心。钟嵘《诗品序》称入选《诗品》者“便称佳人”，亦将“佳人”定位为诗才优异者，这些均与晋朝之前文献中对“佳人”的用法完全差别。南朝以“佳人”暗示“文才之士”的例子中，最令人注目的是梁武帝对“佳人”考语的频仍应用。除上述刘孺、萧子显的例子之外，可举出的另有三例：一是《梁书·张率传》载张率侍宴赋诗后，梁武帝“别赐率诗曰：‘西北有佳人，故能服官政。余虽惭古昔，得人今为盛。’”二是《梁书·到洽传》载梁武帝命到洽等侍宴赋诗后，“以洽辞为工，……谓昉曰：‘诸到堪称佳人。’”三是《梁书·到溉传》载到荩随梁武帝在京口北固楼赋诗，受诏便就，“上览以示溉曰：‘荩定是佳人。’”这几则史猜中，梁武帝均是在年夜臣揭示文才之后，将之评为“佳人”，且均偏指文才而言。梁武帝对“佳人”考语的年夜量应用，并非心血来潮，而是与他的用人政策互相关注。南朝取士尺度，无非才气、家世两项。齐梁当前，取士“多由文史”，纵然世族后辈，也必需“终朝粉饰，分夜嗟叹”，揭示出众的文才，方能得到美职。在这种民风下，身世较低的士人想要获得扶植，最好的措施就是在文学上取得佳名。周一良师长教师指出，梁武帝为打破高门士族对官吏的垄断，曾鼎力大举鼎新选官政策，其重要宗旨是在不粉碎原有选官尺度的条件下，只管即便汲引次门、寒门和吴地士人。上文中被梁武帝冠以“佳人”头衔者，除萧子显身世南齐皇室外，到洽、到荩身世武人间家彭城到氏，张率身世吴人集团，都非高门，但均是武帝想要重用的对象。梁武帝哄骗本身在文学和方面的权势巨子，为寒门后辈冠以“佳人”称呼，恰是为紧随其后的扶植做铺垫。好比梁武帝将张率评为“佳人”之后，一年内便将他升为秘书丞，并专程提示他“秘书丞全国赃官，西北胄望未无为之者，今以相处，足为卿誉。”可以看出，武帝无意哄骗“佳人”名号汲引吴人张率，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破高门对“全国赃官”的垄断。“佳人”中的“才”既有《左传》中“政才”的传统义涵，又包孕《西征赋》和南朝以来“年青无为”和“文才”的新兴义涵，刚好切合梁武帝汲引年青文才之士出任要职的目的。梁武帝赠张率诗中“西北有佳人，故能服官政”的表述，表示张率如许一位落伍吴人，可以依附文学才气在上阐扬作用，恰是对“佳人”义涵富厚性的充实哄骗。在“佳人”偏指“文才之士”的用法风行之后，又呈现了“辞人佳人”的搭配。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说“自汉至魏，四百余年，辞人佳人，体裁三变。”明确将“佳人”与“辞人”并列，定位为诗赋创作者。厥后的《文选序》《北齐书·文苑传序》等文献中，便均延用“辞人佳人”或“词人佳人”代指文才之士。唐代当前，“词人佳人”或“佳人辞人”的说法更是在各种史书、条记、诗文中不足为奇，成为固定搭配，“佳人”偏指文才的义涵由此进一步固定了上去。综上所述，“佳人”一词的义涵由《左传》中仅指“某家族中具备德性之才的后嗣”改变为“富有文学才调之人”，此中履历了一个复杂的历程。《西征赋》中“贾生洛阳之佳人”使“佳人”孕育发生新的意义标的目的，贾谊抽象的变化带来了“才”向“文才”改变的契机。梁武帝出于考量对“佳人”名号频仍应用，使其“文才之士”的义项被遍及接管。而沈约将“佳人”与“辞人”搭配，则进一步固化其指向“文才”的意义。这些要素看似复杂，但都与魏晋当前文学逐渐遭到器重、文才在与社会中影响力的年夜幅晋升紧密亲密相干。《光亮日报》